“我完全没有使用任何会员相亲服务，也没有接受任何婚介匹配，平台却拒绝退款”“被‘限时优惠’‘每日精准搜索3个’的话术说动，花1285元开通至尊会员，这些权益却子虚乌有”“买了会员才发现平台上几乎没有真人，想退费又被拒绝”……近日，《法治日报》记者在某第三方消费者服务平台以“相亲平台”为关键词检索，发现相关投诉有1000多条。投诉内容集中在虚假宣传、信息审核不严、退费困难等方面。

　　婚介机构对征婚者身份、婚姻状况等关键信息审核流于形式，将辨别真伪的责任转嫁给消费者，其应当承担哪些审核责任？婚介机构“婚托”虚假承诺等问题为何时有发生？治理该从何处着力？围绕这些问题，记者采访了《法治日报》律师专家库成员、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高级权益合伙人陈燕红，上海瀛东律师事务所婚姻家事与财富管理部主任方洁。

　　审核责任如何厘清

　　记者：实践中，部分婚介机构对征婚者身份、婚姻状况、学历、职业等关键信息审核流于形式，并将可能存在的风险转嫁给消费者。婚介机构在会员信息审核方面的法定责任边界，应当如何厘清？

　　方洁：征婚者的身份、婚姻状况、学历、职业等信息，是婚介机构提供服务的基础内容。作为经营者，机构对其所提供服务的真实信息负有如实告知义务和审查义务，不应将风险全部转嫁给消费者。

　　同时应当看到，婚介机构并不是公权力机关，缺乏查验婚姻登记、学历学籍等信息的强制手段，主要依赖征婚者主动提供的信息。因此，其审查义务宜限定在合理审慎的注意义务范围内。合同中若有“对会员资料真实性不负责”之类的声明，属于免除自身核心义务的格式条款，机构不能据此免责。

　　陈燕红：婚介机构应当有明确的核验流程和具体行为，不能仅停留在形式上。在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结的一起服务合同纠纷案件中，法院明确，即便合同约定仅作“形式上的审核”，形式审核也并非打电话询问确认即可，而应当要求候选人就其填写的信息、资料提供初步证件，如身份证、学历学位证、纳税申报明细等，并进行初步核验。该案中，婚介公司仅提交电话录音，未要求对方提供初步证件，法院认定其未妥善履行形式审核义务，构成违约。

　　婚介机构的审核义务包含两个层次：一是形式审核义务，即要求候选人提交身份证复印件、学历学位证书等初步证件，并通过官方公开查询渠道核验真伪；二是合理注意义务，即在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信息可能存在虚假时，采取进一步核实措施。机构对征婚者关键信息不核验、核验走过场，或者明知信息虚假仍予发布，可能被认定为违反审核义务。

　　问题为何屡屡发生

　　记者：当前婚介机构问题多发，原因何在？

　　陈燕红：问题背后是多重因素交织。

　　一是行业准入门槛偏低、前置审查缺失。目前婚介机构一般通过经营主体登记即可设立，没有前置审批；对从业人员资质，虽有推荐性国家标准《婚姻介绍服务》（GB/T 23861—2009）作出要求，但不具有强制性，大量缺乏专业能力的市场主体得以进入。

　　二是多部门协同监管机制不足。婚介行业监管涉及民政、市场监管、公安、网信等部门，协同治理机制尚不健全，容易出现监管真空。实践中，报案常被建议走民事程序，刑事立案存在困难；即便立案，行为定性也较为模糊——服务质量瑕疵属于合同纠纷，虚假宣传属于消费欺诈，而诈骗需证明“非法占有目的”。

　　三是专门立法供给不足。目前尚无专门行政法规、部门规章对婚介行业作系统性规范，仅有推荐性国家标准，约束力有限。

　　四是违法成本偏低。部分机构在被投诉、罚款后，通过更换名称、更换经营场所等方式重新开业，行政处罚的效果被削弱；消费者维权也面临多重困境——行政投诉可能遭遇执法难、民事诉讼可能遭遇执行难、刑事立案可能遭遇立案难，三者叠加，形成维权困局。

　　方洁：目前婚介服务领域主要依靠民法典、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约束，针对性不强；监管上也缺少专门规范，对机构的宣传、服务等行为缺乏有力抓手。

　　上海等地已在探索。2024年4月，上海市民政局印发《上海市婚姻介绍服务机构合规经营指引》，对婚介机构的核验内容、核验渠道予以明确，并就宣传、收费、订立合同、退费等经营活动提供指引，还设置了3至7天服务冷静期。2026年8月，上海推出新版《上海市婚姻介绍服务合同示范文本（2026年实体店版）》，明确冷静期内解约的，机构扣除合理费用后应当全额退费，并参照预付式消费的规定，为预付服务费的消费者设置7天冷静期。

　　怎样形成治理合力

　　记者：2026年7月28日，民政部办公厅、中央网信办秘书局等联合印发《整治婚介机构乱象专项行动工作方案》，决定自2026年7月至2027年2月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婚介机构专项整治，重点整治登记服务违规、虚假营销、“婚托”欺诈、合同签约违规、收费管理混乱、关键信息审核流于形式、个人信息泄露滥用七类问题。按照方案安排，目前正处于问题摸排阶段，2026年12月起进入集中整治阶段。

　　依法规制婚介机构，下一步应当从何处着力？

　　方洁：可以参考上海等地试行的婚姻介绍服务合同示范文本，从源头减少“霸王条款”和口头承诺不落地的问题。同时，可对婚介机构实行备案或者许可管理，设定从业人员诚信准入门槛与从业禁止，将违法失信的婚介机构清出市场。

　　陈燕红：结合实践和相关法律法规，提出六方面建议。

　　一是推动专门立法。研究制定婚介服务行业专门法规或者部门规章，明确机构准入条件、信息审核义务标准、从业人员资质要求、收费与退费规则等核心制度，特别是确立机构对征婚者关键信息的形式审核义务底线，避免机构以“仅提供牵线服务”为由规避审核责任。

　　二是建立跨部门综合监管长效机制。以此次专项行动推动建立的“党委领导、政府主导、民政部门牵头、相关部门协同推进”工作机制为基础，推动建立常态化跨部门联合监管机制，打通民政、市场监管、网信、公安之间的信息共享渠道；对涉及刑事犯罪的线索，避免以行政处罚替代刑事追诉。

　　三是推行婚介服务合同示范文本。规范服务内容与匹配标准、收费项目与退费规则、信息审核的具体方式和标准、口头承诺书面化要求、违约责任与争议解决方式等约定，明确禁止设置“服务一经开始不予退款”等不合理免责条款。这与专项行动方案提出的“研究制定婚介服务合同示范文本，倡导行业优先采用‘先签合同、后付款’模式”方向一致。

　　四是建立全国统一的婚介信用管理平台，健全跨部门失信联合惩戒机制，将机构的行政处罚信息、投诉举报记录、诉讼信息等纳入信用档案。

　　五是加大典型案件查处和曝光力度。对以婚介为名实施诈骗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；对多次被投诉、反复“换壳”经营的机构，建立重点关注名单制度。

　　六是提升消费者权益保护实效。在畅通投诉举报渠道的同时，探索建立婚介服务纠纷快速调解机制，降低消费者维权成本；对机构拒不退款的，可以探索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的惩罚性赔偿制度。